阿爾君·阿帕杜萊(Arjun Appadurai)主編的《物的社會生命:文化視野中的商品》(1986)與其中伊戈爾·科皮托夫(Igor Kopytoff)的〈物的文化傳記:商品化作為過程〉,是當代物質文化研究的奠基文獻,卻在中文世界呈現一種特殊的接受形態:選譯早已在場——孟悅、羅鋼主編《物質文化讀本》(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)收錄科皮托夫一文之中譯;權威書評早已刊出——舒瑜〈物的生命傳記〉載《社會學研究》2007年第6期;臺灣人類學界亦於2004年出版黃應貴主編《物與物質文化》回應此一理論脈絡。
摘要
阿爾君·阿帕杜萊(Arjun Appadurai)主編的《物的社會生命:文化視野中的商品》(1986)與其中伊戈爾·科皮托夫(Igor Kopytoff)的〈物的文化傳記:商品化作為過程〉,是當代物質文化研究的奠基文獻,卻在中文世界呈現一種特殊的接受形態:選譯早已在場——孟悅、羅鋼主編《物質文化讀本》(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)收錄科皮托夫一文之中譯;權威書評早已刊出——舒瑜〈物的生命傳記〉載《社會學研究》2007年第6期;臺灣人類學界亦於2004年出版黃應貴主編《物與物質文化》回應此一理論脈絡。然而迄今未見全書之通行中文全譯本,其概念之流通亦主要依託論文引用與二手轉述,而非對原始文本的系統閱讀。本文將此種「翻譯在場而接受仍以引用為主」的弔詭形態命名為論文引用型譯介,重構原著的理論構造與中文接受的證據鏈,分析概念漂移的具體機制,並申說其對珍本研究與文學資產化研究的方法論意涵。
關鍵詞:阿帕杜萊;科皮托夫;物的社會生命;物的文化傳記;單一化;譯介學;接受史
緣起:一部由對話生成的文集
理解《物的社會生命》的中文命運,須先理解其原初的知識形態。此書並非獨著,而是一部由跨學科對話生成的論文集:其篇章源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民族史項目(Ethnohistory Program)1983至1984年間的工作坊,以及1984年5月23至25日在費城舉行的「商品與文化之關係」專題研討會——這是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圍繞「商品」概念展開的一場建制化對話的產物。文集1986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刊行,收入「劍橋社會與文化人類學研究」叢書。
此一生成史對接受研究並非閒筆。文集的說服力繫於其對話性架構:阿帕杜萊的長篇導論〈商品與價值的政治〉(頁3–63)提出理論綱領,科皮托夫的〈物的文化傳記〉(頁64–91)提供概念引擎,而其後諸章——如帕特里克·吉爾里(Patrick Geary)論中世紀聖髑的流通、布賴恩·斯普納(Brian Spooner)論東方地毯的真確性、科林·倫弗魯(Colin Renfrew)論史前歐洲財富之出現——則以具體個案檢驗並複雜化前兩章的理論命題。換言之,這是一部理論與個案互為支撐的整體構造;任何僅擷取前兩章概念而拋卻個案諸章的接受方式,都必然改變此書的知識性格。中文接受恰恰以後一種方式展開,此為本文論證之伏線。
阿帕杜萊的導論:商品情境與價值政治
阿帕杜萊導論的理論貢獻,可概括為一個方法與兩組概念。方法上,他提出所謂「方法論上的拜物教」(methodological fetishism):儘管就理論而言,是人的交易與賦值活動使物獲得意義,但就方法而言,研究者必須「追隨物自身」——追蹤其形式、用途與軌跡,因為物的社會語境唯有經由物的運動方能顯影。此一表述刻意倒轉了馬克思主義批判傳統中「拜物教」的貶義用法,將其轉化為一種分析姿態。
概念上,其一為商品情境(commodity situation):商品不是一類物,而是物之生命史中的一種情境。物可以進入商品狀態,亦可退出之,復可再進入之;「商品階段」(commodity phase)、「商品候選資格」(commodity candidacy)與「商品語境」(commodity context)三者共同界定此一情境的時間性、規範性與社會性維度。其二為價值政治(politics of value):在商品的社會生活中,連結價值與交換的紐帶是廣義的政治——關乎權力的關係、預設與競爭。價值體制(regimes of value)在不同交換情境間並不連續,而恰是此種不連續性,使轉移(diversion)、圈禁(enclaving)與「價值競技會」(tournaments of value)成為權力運作的場所。對珍本研究而言,此組概念的效力顯而易見:拍賣會正是典型的價值競技會,圖書館特藏正是典型的圈禁,而手稿自書桌至拍賣行的軌跡正是典型的商品情境轉換。
科皮托夫:傳記方法與商品化過程
科皮托夫之文以一個訪談式的設問開篇:研究一件物,可以如同研究一個人——它從何而來?誰製造了它?迄今經歷了哪些生涯?其理想的生涯為何?此即物的傳記方法。其最富張力的例證是奴隸:一個人被擄掠而商品化,被出售,繼而在新的社會情境中被重新人格化、重新嵌入親屬與社群關係——奴隸的生命史證明,商品化並非物之恆定屬性,而是一個可逆的過程(process),人與物皆可在商品狀態與非商品狀態之間往復。
在此基礎上,科皮托夫提出其核心對偶:商品化與單一化(singularization)。交換技術(尤其是貨幣)內在地趨向同質化,欲使愈來愈多的物可通約、可交換;文化則反向運作,不斷將特定之物從商品領域中抽離,宣告其神聖、獨特、不可讓渡——公共紀念物、王室珍寶、傳家之物皆屬此列。二者的持久拉鋸構成物之社會生命的基本動力學。尤須辨明者:科皮托夫的單一化原型是去商品化的——被單一化之物典型地退出交換;至於單一化反而抬升交換價值、使物以「不可替代」之名獲得更高價格的市場機制(珍本市場即為著例),乃是對其概念的延伸運用,而非其原義。此一分辨在中文接受中經常隱沒,成為概念漂移的溫床,詳見第六節。
「論文引用型譯介」:一個接受類型學概念
譯介研究慣以「已譯/未譯」二分描述文本的跨語旅行,然此二分無力刻畫《物的社會生命》在中文世界的實況。本文提出一個三分的接受類型學:其一為全譯本型譯介,原著以完整譯本進入目標語出版體制,如波蘭尼《大轉型》之於中文;其二為讀本選譯型譯介,原著之關鍵篇章經選譯收入教學性文選,獲得局部的文本在場;其三為論文引用型譯介,原著概念主要經由學術論文的引用、轉述與再轉述流通,文本自身(無論原文或譯文)在多數使用者的閱讀實踐中缺席。
三種類型並非互斥的階段,而可並存疊加。《物的社會生命》的特殊性在於:它同時具備第二型的局部條件(2008年讀本選譯)與第三型的主導形態——選譯的存在並未改變引用主導的流通結構。此一併存本身即是有待解釋的現象:翻譯的「在場」何以未能轉化為閱讀的「在場」?
中文接受的證據鏈
依時間序排列,中文世界對此書的正式回應至少包括四個節點。其一,2004年5月,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黃應貴主編《物與物質文化》,沿「物自身、物的交換、物的象徵、物的心性」四條路徑檢視民族誌中物的性質——此為漢語人類學對「物的轉向」最早的建制化回應之一,其問題意識與阿帕杜萊文集形成明確對話。其二,2007年,舒瑜於《社會學研究》第6期刊出書評〈物的生命傳記——讀《物的社會生命:文化視野中的商品》〉,系統紹介「方法論上的拜物教」「商品情境」「價值政治」與傳記方法,成為簡體學界引用鏈上的樞紐文本。其三,2008年1月,孟悅、羅鋼主編《物質文化讀本》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,作為第一部物質文化研究的中文經典文選,收錄科皮托夫〈物的文化傳記〉之中譯;據出版資訊,阿帕杜萊亦在選目作者之列。其四,2010年代以降,該書進入醫學人類學、消費研究、博物館學等領域的推薦書目與讀書欄目(如復旦大學醫學人類學「每週一書」),同時各類非正式的網絡譯述在學術社群平臺流通。
此一證據鏈呈現的圖景遠非「空白」:書評、文選、課程與讀書會構成了一個真實的接受基礎設施。然其共同特徵在於碎片性——每一節點各取所需(社會學取其價值理論,人類學取其民族誌方法,文選取其可教學的單篇),而文集作為整體構造——導論、概念章與七個歷史個案章之間的論證循環——從未以中文完整在場。截至2026年7月,仍未檢索到全書之通行中文全譯本。
選譯在場、全譯闕如:概念漂移的機制
論文引用型譯介的認識論代價,可由「單一化」一詞的中文旅程具體察知。首先是譯名的不穩定:singularization在中文文獻中被分別譯作「單一化」「獨特化」「非商品化」「去商品化」,譯名歧出使概念史的追索平添障礙。其次是原義的失焦:如前所述,科皮托夫的單一化原型指向退出交換的神聖化運動;而中文論述在挪用此詞描述奢侈品、限量商品與收藏市場時,往往未加說明地將其滑轉為「以獨特性抬升價格」的市場策略——此恰是原概念的反題。其三是對偶結構的斷裂:科皮托夫的論證力量繫於商品化與單一化的動態拉鋸,及其背後交換技術與文化分類的張力;孤立徵引任一端,皆使概念退化為標籤。
此三重漂移皆非個別學者之疏失,而是接受形態的結構性後果:當概念主要經由二手轉述流通時,語境、限定與反例——正是原文個案諸章所承載者——最先被過濾。吉爾里筆下聖髑之被竊、被贈、被商品化的中世紀流通史,斯普納筆下地毯真確性之由西方市場需求所建構,本是防止概念空轉的壓艙石;它們在中文接受中的整體缺席,使理論愈發輕盈,也愈發易於漂移。
結語:對珍本研究的方法論意涵
本文所描繪者,並非一個「有待補譯」的簡單缺口,而是一種有其自身邏輯的接受形態。對《蘇富比木槌:手稿證券化、死者紅利與文學期貨市場》而言,其意涵有三。第一,術語自覺:本書使用「商品情境」「價值競技會」「單一化」諸概念時,須明確標注其原義與延伸義之界線——尤其在提出「市場化單一化」這一工作概念時,應說明此係針對珍本市場對科皮托夫原概念所作的反題性延伸。第二,方法自覺:物的傳記方法要求追隨具體之物的完整軌跡,此正與本書以拍品編號、來源文件、估價紀錄重建手稿生命史的進路同構;引用概念而不施行方法,恰是論文引用型譯介的病灶,本書當引以為戒。第三,譯介自覺:在一個原始文本大半缺席的中文語境中書寫,本書負有雙重義務——既向讀者交代所依理論的原始構造,亦如實標示中文世界既有的接受節點(2004年臺灣文集、2007年書評、2008年讀本),使自身成為接受鏈上可被查證的一環,而非又一次無所依傍的轉述。
接受史節點簡表
| 文獻 | 基本資訊 | 接受史地位 |
|---|---|---|
| 原著文集(Appadurai ed., 1986) | 劍橋大學出版社;源於賓大民族史項目1983–84工作坊及1984年5月費城研討會 | 全書通行中文全譯本迄未確認 |
| 阿帕杜萊導論〈商品與價值的政治〉(頁3–63) | 商品情境、價值政治、價值競技會 | 主要經論文引用流通;讀本選目中在列 |
| 科皮托夫〈物的文化傳記〉(頁64–91) | 傳記方法、商品化過程、單一化 | 中譯收入《物質文化讀本》(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) |
| 黃應貴主編《物與物質文化》 | 臺北: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,2004年5月 | 漢語人類學對「物的轉向」的建制化回應 |
| 舒瑜〈物的生命傳記〉 | 《社會學研究》2007年第6期 | 簡體學界引用鏈的樞紐書評 |
| 孟悅、羅鋼主編《物質文化讀本》 | 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年1月 | 首部物質文化研究中文文選;讀本選譯型譯介之實例 |
說明:「迄未確認」以截至2026年7月可檢索之公開出版與書目記錄為限;非正式網絡譯述因無出版要素,不列入正式接受節點。
參考書目(選列)
Appadurai, Arjun. “Introduction: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.” In Appadurai, ed.,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: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, 3–63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6.
Geary, Patrick. “Sacred Commodities: The Circulation of Medieval Relics.” In Appadurai, ed.,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, 169–191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6.
Kopytoff, Igor. “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: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.” In Appadurai, ed.,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, 64–91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6.|中譯(選譯)收入孟悅、羅鋼主編《物質文化讀本》,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。
Spooner, Brian. “Weavers and Dealers: The Authenticity of an Oriental Carpet.” In Appadurai, ed.,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, 195–235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6.
黃應貴主編:《物與物質文化》,臺北: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,2004。
孟悅、羅鋼主編:《物質文化讀本》,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。
舒瑜:〈物的生命傳記——讀《物的社會生命:文化視野中的商品》〉,《社會學研究》2007年第6期。
說明:西文個案章頁碼依劍橋1986年版通行著錄;中文文獻出版資訊均經公開書目核對(2026年7月)。
編校核查
以下為《留學導報》刊載編校核查,不屬於作者正文;僅用於說明本頁發布時已核對的關鍵事實與參考依據。
- 核查時間:2026-07-12。文集緣起(賓夕法尼亞大學民族史項目1983–84工作坊;1984年5月23–25日費城「商品與文化之關係」研討會)已按劍橋大學出版社前言資訊及圖書館書目核對。
- 中文接受節點已逐一核實:黃應貴主編《物與物質文化》(中研院民族所,2004年5月,456頁);舒瑜書評載《社會學研究》2007年第6期(萬方數據刊期記錄);孟悅、羅鋼主編《物質文化讀本》(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年1月,561頁)收錄科皮托夫〈物的文化傳記〉中譯。
- 阿帕杜萊文本在《物質文化讀本》中的具體選目標題未能逐字核對,正文以「據出版資訊,阿帕杜萊亦在選目作者之列」限定表述。
- 全書通行中文全譯本「迄未確認」之判斷,以截至2026年7月可檢索之公開出版記錄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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